梅庵

下面一篇讓那些以為日本屁是香的
希望這是一個被賞的一個大巴掌！
能及早醒悟！



請問咱禪宗宗門一法
如何還須到日本取經？
肯定是跑錯跑道了
也走錯方向啦！



人家六祖說不見人過
見人過?
為了掩飾一己之有修
不敢說出
反阻他人道~
任由台灣佛教界一直腐敗下去
為了我是有修行的人?



連位子都要爭?
道元禪師若學五祖弟子爭衣缽
不知是否比較有出息一點?



當年在寶林禪寺
看到二尼眾在爭拜墊
拜墊就在自己眼前被踢來踢去
若不是正在早課
真想找一把山刀把拜墊給砍了！

日本佛教戒律的歷史變遷
 [日]大島龍玄 著　慧光 譯

　　1992年9月在南京寶華山隆昌寺舉行了35年來的第一次授戒法會，去年6月圓寂的茗山法師擔任得戒和尚。來自中國各地以及海外的近千名僧侶前來受戒。我有幸作為唯一的日本僧人參加了此次盛會，深深地感到戒律的傳統在中國大陸已被繼承和復興起來。

　　從那以來，我作為戒弟子，每年都要去中國參訪，每次都要拜訪茗山法師。有關與法師的交往詳情，在去年9月的《香港佛教》上曾以《繼承茗山法師的遺志》為題作了介紹。去年3月，我看望正在無錫華東療養院療養的法師時所作的採訪，也在日本的佛教報紙《中外日報》上作了報道，目的是想通過介紹當代中國佛教高僧，向日本佛教徒提供客觀審視日本佛教的參照。

　　法師曾經兩次訪問日本。1995年訪日時，參觀了日本各地寺院，與日本僧人進行了廣泛的交流。1997年在京都召開“日中韓佛教友好交流會議”，法師是作為中國佛教代表團副團長出席的。法師對日本佛教的印像是：在佛教文物的保護以及福祉、文化、教育事業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超過自己的想像；但在持戒等修行實踐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誠如法師所言，眾所週知，日本佛教一般被認為是“沒有戒律的佛教”，除了唐招提寺的長老、臨濟宗禪堂的師家等極少數僧人外，幾乎所有日本僧人都食肉娶妻。包括我所屬的日本曹洞宗約14000所寺院在內，全國各地寺院的主持，一般都是在寺院裏與家人共同生活，而主持的孩子就是寺院的繼承人。這種寺院的家庭化、寺院主持的世襲制是日本佛教的普遍現象。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工薪階層家庭，大學畢業後，嚮往出家和禪修生活，而敲開了曹洞宗的大門，成為一名僧人。然而，出家以後一看，佛教內部情況其實與在家教團無異，僧人幾乎都是寺院主持的孩子，本來就出生於寺院。當時我十分迷惘，找不到自己應有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身份，僧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了從這種迷惘的煩惱中走出來，為了弄清僧人本來的形象，我不斷摸索與探求。後來在與南韓和中國僧人的交往中對佛教戒律有了逐步的理解，所以，去寶華山受戒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很自然的選擇。

　　從我自身的體驗來看，我認為日本佛教的持戒問題，不僅事關日本僧人的身份問題，也是今後日本僧人與中國等外國僧人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而現實的問題。因此，我想以我所屬的曹洞宗為例，對日本佛教戒律的歷史變遷作一概述。

　　今年迎來了日本曹洞宗開祖道元禪師（1200—1253）750週年忌日。道元禪師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從明州慶元府登陸，之後挂錫于天童山景德寺，師從住持如凈禪師修行。他著有《寶慶記》一書，記載當時入室求法的情況，其仲介紹了如凈禪師經常教導弟子們：“參禪者身心脫落也，不用燒香禮拜、唸佛修懺看經，只管打坐而已。”寶慶元年（1225）夏安居時，道元禪師在坐禪中身心脫落，並得到如凈禪師“大事了畢”的印可。1227年道元禪師返回日本，不久發表了開教傳道的《普勸坐禪儀》，同時開創了日本最初的禪寺——興聖寺。後來，他又撰寫了《正法眼藏》95卷，被日本人奉為最高的獨創性哲學著作；還開創了曹洞宗根本道場——永平寺。

　　道元禪師最初在天童山挂錫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安排位次時，道元禪師被安排在最末位。對此他不服，就向住持和役寮提出異議，傳說最後竟上訴到皇帝那裏，但下文不甚了然。道元禪師在日本只受了大乘菩薩戒，若從按比丘戒的戒臘來決定位次的叢林傳統規矩來看，天童山當初這種決定可以說是無可厚非的。

　　道元禪師本來在位於京都東北部的比睿山受的戒。比睿山是日本天臺宗開祖——最澄大師（766—822）所開創的。最澄大師否定鑒真和尚傳來的戒律，而根據《法華經》的平等思想，主張圓頓戒，提倡“大乘之國的日本僧侶只受持《梵網菩薩戒》即可”。他的這種主張得到當時朝廷的認可，並允許在比睿山設置大乘戒壇。關於最澄這樣主張的理由，日本研究戒律的權威學者平川彰博士作了這樣的分析：“可能在於重視一乘佛教、悉有佛性這一點上。常住佛性即是一切眾生的本源，認識到這點，即是對大乘戒的領悟。因此，他認為這與小乘戒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鑒真和尚傳來律宗以後，在日本全國設有三處戒壇，當時日本僧人必須在這三處戒壇受戒後方可出家。然而，由於比睿山開設了大乘戒壇，就形成了日本僧人在比睿山僅受菩薩戒也可出家的情形，從而開始出現不持比丘戒、但持菩薩戒的僧人。從此，開闢出一條“無戒律之佛教”的道路。

　　中國唐代的道宣律師（596—667）對當時佛教界輕視比丘戒的狀況作了如下描述：“今時不知教，多自毀傷雲：此戒律所禁止是聲聞之法，于我大乘棄同糞土；猶如黃葉、木牛、木馬誑止小兒，此之戒法亦復如是，誑汝聲聞子也。”（《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他為了凈化僧界，提出即使是大乘僧人也一定要受持比丘戒，從而創立了南山律宗。可見，最澄是逆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而行的。

　　到了13世紀鎌倉時代，以在比睿山出家或參學過的日本僧人為中心，如現在日本佛教最大教團凈土真宗的創立者親鸞上人（1173—1262），信奉《法華經》、主張救濟民眾、服務社會的法華宗的日蓮上人（1222—1282），將中國曹洞禪傳來日本的道元禪師等，形成了被稱為鎌倉佛教的新佛教，對後來的日本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前的日本佛教是鎮護國家的佛教，鎌倉新佛教的興起，使日本佛教成為個人安身立命的民眾佛教，而且重視祖師的個性和教義勝於重視戒律，從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宗派佛教或祖師佛教。食肉娶妻而自稱“非僧非俗”的親鸞上人能成為凈土真宗的開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道元禪師回國後，所傳的戒法是由《梵網經》三歸依、三聚凈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十重禁戒的十六條所構成的“佛祖正傳菩薩戒”。有關這種戒法的歷史根據在日本學者中間多有爭議，但是作為從釋尊開始嫡傳到現在的戒脈，已成為日本曹洞宗存立信仰的基石。現在日本曹洞宗僧人所持的並不是《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而是這唯一的十六條戒法。道元禪師認為戒律是不可或缺的，他說：“持戒梵行即是禪門規矩家風。”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只須持戒便萬事大吉的觀點，“雖說一定要守護戒行、持齋，但唯依此立宗修行便認為可以得道的想法，也是不正確的。”他主張應把坐禪作為修行的根本，強調“禪戒一如”。他說：“坐禪時，有何戒不持耶？何功德不來耶？”道元禪師這種立場的理論根據，就是把修行和開悟看成一體的“修證一如”、“本證妙修”的思想。所謂坐禪並非通過修行而成佛，而是把自己作為本來佛來修，因為眾生本來就是佛。因此，無論行住坐臥，只管行持就是佛法。他認為，日常生活的一切行為一定要符合佛陀的行持，所以根據《百丈清規》、《禪苑清規》而制定出《典座教訓》、《赴粥飯法》、《眾寮清規》、《知事清規》等來代替律藏的細微戒，並且親自實踐出家至上主義和一生不離叢林的修行。

　　道元禪師的這種思想和臨濟宗的教義主要被武士階層所接受；而凈土係和法華係的教理主要是向一般庶民階層滲透。隨著佛教向一般民眾的普及，勢力得到一定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統治者也加強了對佛教的管理統制。17世紀以降的江戶時代，政府發佈了寺院必須遵守的規則——“寺院法度”，僧侶的修行年限、資格等也都由政府來規定，違犯清規的僧侶以官刑來處罰。另外，江戶時代為了排除基督教，制定了凡是日本人不問信仰，都必須歸屬於當地寺院的“寺請制度（即檀家制度）”。現在，在日本不管是多小的村莊都有寺院，而且只要僧人為檀家信徒作殯葬等法事，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和收入，此皆源於檀家制度。

　　1654年中國福建萬福寺的隱元禪師（1592—1673）渡海而來，把黃檗宗傳來日本。受他影響而受比丘戒的曹洞宗僧人逐漸增多，同時認為道元禪師所傳的十六條戒是圓頓戒，是繼承《達磨大師相承一心戒文》一心戒的正統戒法，一時興起了“禪戒論”。

　　到了明治時代，1872年政府公佈了“從今往後，僧侶食肉、娶妻、蓄髮等悉聽尊便”的“太政官令”，取消了一切政治制約，實行宗教自由化政策。這樣一來，日本各宗僧侶竟相效倣凈土真宗，食肉娶妻成為普遍、正常的事情。當時，曹洞宗內部雖然有過把清凈僧和世俗僧加以區分的爭議，但是1902年在制定《曹洞宗宗制》時，把禁止娶妻的條文刪除掉，致使現在主持的家族、妻子、弟子作為“寺族”，一般居住在寺院裏與主持共同生活。根據曹洞宗寺族規定，他們的職責是必須維護寺門興隆，輔佐主持，培育主持繼承人，以及教化檀家信徒。


　　現將日本戒律的歷史變遷情況簡單歸納如下：
　　8世紀：鑒真和尚傳來戒律。9世紀：根據最澄的圓頓戒主張而設立大乘戒壇，開闢了“無戒律之佛教”的道路。13世紀以降，鎌倉新佛教誕生，出現了重視祖師教理勝於重視戒律的傾向。17世紀以後，寺院法度、修行年限、清規等佛教界內部的事情皆受統治階級支配管制。19世紀末以後，由於1872年“太政官令”宗教自由化政策的實施，致使僧人公開食肉娶妻現象普遍化。

　　綜上所述，形成現在這種“沒有戒律的日本佛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此不可忘記的一點是：9世紀，自最澄宣佈日本是大乘佛教的國家以來，一切平等的菩薩精神就成為日本佛教的根本支柱。道元禪師自己本身雖力行不離叢林的出家生活，但他也指出：“應當以法為重，以悟為本，勿論大比丘、比丘、比丘尼、出家、在家、男女，是為佛道極妙之法則。”

　　在日本人中，僧人和俗人基本上沒有兩樣的看法是很普遍的。正因為如此，當看到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比丘們心安理得地接受人們的恭敬供養時，反而覺得僧人不那麼被人們所尊敬而僅僅得到與自己身分相應禮遇的日本佛教是比較正常和自然的。

　　話又說回來，進入20世紀，突然取消了此前的政治管制之後，沒有經過思想鬥爭洗禮就食肉娶妻的日本僧人，是否符合僧人的稱謂是值得探究的問題。與我曾經一樣，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煩惱的日本僧人其實也為數不少。

　　去年3月，茗山法師在華東療養院談話時說：“戒律是關係到佛教存亡的問題，日本佛教應該把鑒真和尚傳來的戒律傳統復興起來。”法師的這番話是對日本佛教界提出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21世紀被稱為宗教的時代，而且在各國佛教徒之間的交流日益盛行的現在，日本的每一個佛教徒都不應該再安於地位和收入受到保證的“檀家制度”，有必要把戒律的意義加以重新思考，這樣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才能在與各國佛教徒的交流中產生出有意義的結果；同時，過去日本祖師們所建立起來的日本佛教精神才能得以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