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庵

有關神會的兩篇銘文
《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的注釋

楊曾文

一、神會和中國禪宗
   在中國禪宗史上，神會佔有重要地位。中國禪宗奉北魏時來華的菩提達摩爲初祖，經過慧可、僧璨兩代相傳，至道信、弘忍時正式形成禪宗－－〞東山法門〞。但此後成爲禪宗主流的是由弘忍弟子慧能創立並由其弟子發揚光大的南宗，而曾經在北方廣大地區盛行的以弘忍另一弟子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爲代表的北宗卻逐漸衰微。禪宗的這一重大變革是與慧能弟子神會的努力分不開的。

   神會（684－758），俗姓高，襄陽（郡治在今湖北襄樊市）人。自幼從師學習儒家經書，又自讀《老》、《莊》，出家後投荊州當陽玉泉寺神秀的門下學習禪法三年。神秀（？－706）在禪法上提倡漸悟，主張通過坐禪觀心，除去妄念情欲，使自性達到明淨。他在武則天大足元年（701 年）應詔入洛陽內道場說法，接受供養。《楞伽師資記》說他曾爲武則天、中宗、睿宗（曾兩度爲帝）的〞三主國師〞。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義福（658－736）等都受到唐玄宗的敬信和優遇。就在神秀應詔到洛陽之際，神會南下投到漕溪慧能的門下，並且成爲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

   慧能死後，神會奉敕到南陽（當時治所在今河南省鄧縣）龍興寺居住傳法，被人尊稱爲〞南陽和尚〞。他利用這個機會與朝廷官員、士大夫密切交往，廣泛宣傳南宗禪法。他在這個期間的傳法語錄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直了性壇語》。當時以普寂爲首的北宗處在隆盛時期，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所說：〞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漕溪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按，中宗、睿宗、玄宗）門師。朝臣歸宗，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沖？〞是說南宗頓教禪法在慧能死後的二十年間於江南處在停滯狀態，以普寂爲首的北宗漸教禪法卻在嵩山洛陽一帶十分盛行。普寂自稱七祖，在兩京佔據〞法主〞地位，先後被三位皇帝尊爲法師，並受到朝廷官員的信奉，聲勢顯赫。神會認爲慧能是繼承弘忍的六祖，所傳授的頓教禪法直承達摩至弘忍的禪法，而北宗〞師承是旁，法門是漸〞（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之語），不甘心南宗沈寂下去，便在滑台（在今河南滑縣）大雲寺與站在北宗立場的崇遠法師進行激烈辯論，自稱〞爲天下學道者辯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擴大南宗的影響，爲南宗爭正統地位。天寶四載（745 年），神會應兵部侍郎宋鼎之請入住洛陽荷澤寺傳法，在不同場合繼續批評北宗。唐獨孤沛《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就是記載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語錄。由於北宗〞勢力連天〞（《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一再受到迫害。天寶十二載（752 年）北宗信徒誣告神會聚衆陰謀作亂，神會被政府貶逐出京，被輾轉放逐到荊州（治在今湖北江陵）開元寺。

   就在神會被放逐外地之時，爆發了〞安史之亂〞（755－763 年）。政府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因軍需糧草供應困難，便以賣官鬻爵和在各地設立戒壇度僧賣度牒的方法籌集資金。神會以其名望，也被請出來主持度僧，爲唐軍在至德二載（757 年）收復長安、洛陽兩京作出貢獻。此時〞安史之亂〞還沒有完全平定，朝廷又令在〞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神會可能又被請出來主持度僧。神會爲此立功，受到朝廷嘉獎，唐肅宗詔入內道場供養，又派人爲他在洛陽的荷澤寺建造禪室。然而就在收復洛陽的第二年（758 年），神會在荊州開元寺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他的遺體被迎歸洛陽安葬。〞安史之亂〞後，北宗迅速衰微，南宗開始盛行於大江南北。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記載：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 年），〞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集傳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爲第七祖。內神龍寺見在銘記。又御製七代祖師贊文，見行於世〞。這意味著朝廷正式承認南宗爲禪門正統，慧能爲六祖，神會爲七祖，爲南宗迅速發展成爲禪宗主流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在敦煌遺書發現之前，佛教史書中關於神會的資料很少，僅憑這些資料不可能對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出全面的評價。本世紀 20 年代胡適最早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相當一部分神會的語錄，校訂整理後以《神會和尚遺集》的書名出版。胡適在晚年又據新的發現作了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他死後被收在新版的《神會和尚遺集》的附錄當中。日本鈴木大拙等學者也陸續從敦煌遺書中發現一些記載神會語錄，並作了深入研究。敦煌名士任子宜 1935 年從敦煌千佛洞發現一部手抄文書，上有神會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等，50 年代經史學家向達介紹，立即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筆者在國內外學者辛苦搜集的資料和研究的基礎上，對神會及有關資料作了進一步的考察，1990 年編校了《神會和尚禪話錄》，已在 1996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可以說，現在從事神會研究已經具備了比較齊備的資料。

二、《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在神會研究中的意義
（一）關於《神會塔銘》
   在《神會塔銘》發現之前，對於神會的一些問題不好斷定。

   一是神會的生卒年歲問題。佛教史書對神會去世時間有不同的記載：《景德傳燈錄》卷五作上元元年（760 年）七十五歲、《宋高僧傳》卷八作上元元年九十三歲、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作乾元元年（758 年）七十五歲。學者當中，胡適考證認定神會於唐肅宗新改的〞元年〞（762 年）去世，享年九十三歲。（1968 年臺北胡適紀念館出版胡適《神會和尚遺集》附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附記〞）印順接受胡適對神會死年的考證，但認爲神會享年七十五三歲。（印順著，臺北正聞出版社 1983 年三版《中國禪宗史》）卒年不同，於是便推算出各種不同的神會生年。然而由於《神會塔銘》的出土，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可靠資料。《神會塔銘》所記神會的卒年和享年與《圓覺經大疏鈔》的記載一致，都是乾元元年，享年七十五歲。這樣便可以證實《圓覺經大疏鈔》的記載是有根據的。

   二是提供了神會荷澤法系對南宗傳法世系看法的資料。神會在與北宗辯論中反復申明從達摩至弘忍的正法的直接傳承者是慧能，六祖是慧能而非神秀。（《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入洛陽荷澤寺之後，曾在寺內建慧能的真堂（靈堂），宋鼎撰寫並立碑，神會敘寫禪門〞宗脈〞（祖統），〞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官作《六葉圖序》。（《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神會塔銘》的發現爲我們提供了實證。塔銘是由神會的弟子慧空撰寫的，自然反映荷澤法系的觀點。塔銘說：〞粵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傳神會。宗承七葉，永播千秋。〞在神會的法系看來，慧能是六祖，神會是七祖，是天經地義的。當年神會與北宗辯論時雖以七祖自許，卻不敢公開講自己就是七祖。當崇遠質問他：〞能禪師已後，有傳授人不？〞他答：〞有。〞當進一步問：〞傳授者是誰？〞他只是含糊地回答：〞已後應自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死後，弟子們無須隱諱，以神會直承慧能而爲禪門七祖。後來朝廷立神會爲七祖，自然與神會弟子的活動是分不開的。

   三是關於神會遺體在洛陽安葬的問題。神會死於荊州開元寺。《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載：乾元二年〞遷厝於東京龍門，置塔，號般若大師之塔〞。對這一過程，《神會塔銘》提供新的重要資料：〞有廟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顔於龍門，別有施主功臣高輔成、趙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願。〞其中〞嗣虢王〞，在塔銘出土發表的錄文中寫作〞嗣號王〞。筆者參考新舊《唐書》改作〞嗣虢王〞。嗣虢王名李巨，在《舊唐書》卷一一二、《新唐書》卷七九皆有傳，是在開元年間繼承其父李邕的爵號爲嗣虢王的。肅宗至德二載（757 年）唐軍收復長安、洛陽。李巨在乾元元年（758 年）四月受任河南尹，充東京留守，直到翌年二月因〞苛政〞被貶爲遂州刺史，在洛陽有十個月時間。就在他任東京留守不久之時，神會去世。大概他與神會生前有交往，或許是出於別的什麽原因，由他出面，將神會遺體從荊州迎歸洛陽安葬。因爲當時〞安史之亂〞尚未結束，對神會遺體僅作初步安葬，雖置塔所，但尚未建寺。這年九月，再次反叛的史思明又攻陷洛陽。直到寶應元年（762 年）十月唐軍再次收復洛陽之後，安葬神會遺體和在塔所建寺度僧等事才得以繼續進行，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最後完成。

（二）、關於《慧堅碑銘》
   《慧堅碑銘》的發現爲搞清楚以下問題提供了嶄新資料。

   一是關於神會的後繼弟子的問題。神會的弟子，各書記載多寡有異，據日本宇井伯壽、鐮田茂雄的統計，在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載有 19 人，在其《圓覺經略疏鈔》卷四謂有 22 人，在宋贊甯《宋高僧傳》中載有約 14 人，在道原《景德傳燈錄》當中載有 18 人。（宇井伯壽著，岩波書店 1939 年出版《禪宗史研究》第五章；鐮田茂雄著，築摩書房 1981 年第三次印刷《禪源諸詮集都序》第 29 頁）其中有詳細傳記的人很少。在《禪門師資承襲圖》所列神會的弟子中有所謂〞西京堅〞者，鐮田茂雄在《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注釋（該書第 294 頁）中說：〞西京堅，即唐招聖寺慧堅。〞但未言所據。柳田聖山在其《語錄的歷史》（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85 年出版《東方學報》第五十七冊）之 34 ＜漕溪的後繼者＞中已經注意提到此碑，對慧堅的事蹟略有介紹。《慧堅碑銘》有一千餘字，爲我們研究神會死後荷澤禪系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二是朝廷確立神會爲禪門七祖，以南宗爲正統的問題。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禪門師資承襲圖》雖載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 年）敕皇太子召集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集傳法旁正〞，敕〞立荷澤大師爲七祖〞等。但對於禪宗史上這一重大事件的醞釀經過卻未涉及。《慧堅碑銘》記載，在貞元初至貞元八年（792 年）慧堅去世之前曾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兩宗〞。說明從朝廷提出確定禪宗旁正宗旨到最後做出決定，絕非在貞元十二年之內完成。

   三是關於神會禪法的頓悟漸修的問題。神會雖主張頓悟，但並不否定漸修。他曾說：〞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南宗定是非論》）；〞於頓中而立其漸者。〞（《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這種觀點也被後來的宗密注意到，其《禪門師資承襲圖》指出：〞荷澤則必先頓悟，依悟而修。〞慧堅繼承神會的禪法思想，也主張頓悟漸修，《慧堅碑銘》說：〞開示之時，頓受非漸；修行之地，漸淨非頓。〞

   四是爲嗣虢王李巨將神會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事實提供旁證。原來因爲對《神會塔銘》字跡辨認不清，錄文誤將〞嗣虢王〞寫作〞嗣號王〞。筆者據《唐書》作了校改。現在有了《慧堅碑銘》又提供了新的證據。碑銘記載，慧堅在洛陽從神會受法之後，到汾州受戒，又到抱腹山修行和傳法一段時間，再次到洛陽，〞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可見慧堅再度回到洛陽正是李巨從乾元元年（758 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兼東京留守的時期。李巨對慧堅〞展門人之敬，乃奏請住聖善寺〞。神會死於乾元元年五月，據《神會塔銘》，正是李巨主持將他的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會通這兩篇銘文，可以推想，慧堅在〞安史之亂〞尚未完全平定之時再到洛陽，也許就是爲了參加神會的葬禮。撰寫《神會塔銘》的〞門人比丘慧空〞，從名字看大概與慧堅是同時受戒的師兄弟。《宋高僧傳》卷九所載的慧空是普寂弟子，曾應代宗召請入居西京廣福寺，沒有旁證證明他與這位慧空是一個人。

   筆者鑒於這兩篇銘文對研究神會和中國早期禪宗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不揣冒昧，決定在尊重並吸收有關學者所作出的寶貴貢獻的基礎上用簡化字重作校訂,以便爲更多的人利用這兩篇資料提供方便。

三、《神會塔銘》校釋
   《神會塔銘》全稱是《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並序》，神會弟子慧空撰文，法書。1983 年 12 月，位於洛陽龍門西北側的唐代寶應寺遺址，在基建破土時發現神會的墓，從中出土這方塔銘。最早報道此事的是溫玉成。1984 年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發表了他的《記新出土的荷澤大師神會塔銘》的文章。此文前一部分簡要介紹了此方塔銘的學術價值，後面校錄塔銘的全文。此文發表後，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1992 年《文物》第三期發表了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的《洛陽唐神會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的報告和李學勤爲此專寫的《禪宗早期文物的重要發現》的論文。在報告中將塔銘用通行的簡體文字作了全文校錄。筆者在《神會和尚禪話錄》的附編之中收錄了此文，對某些字用括弧注明筆者的修改意見，對標點也有所改動。

   筆者以往所看到的《神會塔銘》的照片太小，不少字跡不好辨認，對已經發表的錄文難以再作細緻校核。最近筆者看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洛陽文物工作隊編的《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其中赫然刊載《神會塔銘》的巨幅照片，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將上述包括筆者在內的錄文取來對照核查，發現都有明顯的失誤。